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淞沪会战历来被视作抗战初期的关键一役。然而，一支并非正规军的万人“别动队”却在上海的街巷间奋力抵抗，付出了巨大牺牲。这支队伍为何而生？他们缺钱少枪，最终如何完成组建？又在战争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？

据国民党特工沈醉的女儿沈美娟在回忆文章《国民党特工的对日谍战》中记述：这支别动队牺牲了1500余人，伤约500人。淞沪会战虽然以撤退告终，但中国军民借空间换取时间，粉碎了日军“速战速决”的图谋，而别动队的努力亦不容忽视。

历史上出现过两个名为“别动队”的武装组织。其一是由康泽所统领的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”，另一支则是戴笠与文强在上海组建的“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”。

康泽本是蒋介石的旧部，在内战时期活动颇多，因此常被称为“大特务”。但他自称自己乃正规将领，与戴笠那支专司对敌抗战的别动队区别明显。康泽、文强、沈醉三人战后均被关押于战犯管理所，不同时间得到特赦，颇具历史讽刺意味。

据文强晚年口述，在淞沪抗战前期，这支万人别动队主要由上海青帮首领杜月笙及其门徒、社会上的失业青年，以及一部分临时招募的工人组成。

由于组成过于复杂，文强曾调侃地将其称为“乌合之众”。他对戴笠说：“一旦要真打起硬仗来，这些人哪里能顶得住？”但戴笠信心十足，认为只要能掌握指挥权，再配合必要训练，也能在战场上发挥效用。

为了让别动队更具实战能力，戴笠设法将黄埔学生乃至一些失业军官召到上海，在青浦和松江两地开办了短期培训班，专门教授基层指挥技巧和基本军事常识。

文强提议，为增强兵员的骨干力量，还应从张治中、张发奎等部队中选拔部分老兵担任班、排级教官。张发奎碍于情面，仅提供了三百人，但对这支新军仍表示了象征性的支持。

资金问题是摆在别动队面前的另一个难题。蒋介石掌控全国军费，却无法完全顾及上海这样复杂的战区。加之夫人和姻亲用度庞大，要想从国库多拨经费十分困难。

戴笠、文强等人便以多种方式筹款。其一，文强通过“诈降”计，设法从日方间谍郎本实仁那里拿到二百余万元。其二，杜月笙基于青帮势力，也慷慨拿出一笔钱供组织周转。这样，别动队在战前勉强凑齐必需资金。

有了人和钱，还缺武器。张发奎部本身军备有限，难以支援。眼看形势危急，戴笠只得让年轻的少校特工沈醉想法子解决。沈醉知晓日本在上海租界某些洋行里秘密囤积枪支弹药，遂带几十名精壮队员悄悄摸进三井和三菱等洋行的仓库。

一夜之间，他们利用毛巾裹锁、钢锯断门等手段，取得了五六千支枪和大批弹药。由于当时尚未全面开战，日军无法公开此事，只能忍气吞声。就此，别动队的武装初见规模。

淞沪战事打响后，日军进攻猛烈。别动队被编成五个支队，其中二、三、五支队负责在南市方向抵御日军，并掩护大部队撤出；而第四支队则扼守闸北，承担更为艰苦的巷战任务。

由于装备和训练不足，这些支队虽英勇顽强，但付出了惨痛代价。第四支队于巷战中伤亡殆尽，而二、三、五支队虽守住数日，终究难以持久，部分转移到浦东打游击，部分潜入法租界伺机行动，还有一部被调往安徽祁门组成“忠救军”。

负责情报与暗杀工作的军统“上海区”，此时也在戴笠统一指挥下进行多方潜伏。文强每周分别与负责不同任务的两位区长单独见面，确保刺杀汉奸与收集情报两方面互不干扰。

然而，令人意外的变故发生在1941年10月底：区长陈恭澍被捕后旋即叛变，引领日伪当局抓捕了一批军统特工。幸有线人提前通报，文强连夜撤离上海才保住性命。沈醉此前也已随戴笠转移，使得上海别动队首脑层得以保存。

回首这一段往事，人们常感慨：一万多人里，有帮会分子、工人青年，也有黄埔学生，因敌情骤迫才匆匆拼凑成军。

尽管战斗力参差不齐，但他们在淞沪会战中顽强阻击日军数日，为国民政府主力部队的撤退赢得宝贵时间。后来，这些余部分别潜伏、游击或撤离，撑起了上海暗战的残余力量。

至于戴笠、文强与沈醉等人日后命运，则各自多舛。

戴笠在抗战结束后功成身殒。沈醉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改造多年，最终得以特赦。文强也是在被关押相当长时间之后，于1975年被列入最后一批获释人员。

回望当年，这支仓促成军的队伍虽不像正规军那般记录详实，却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下为抗战付出鲜血和生命。

许多人会问：若当时更多部队有与别动队相似的敢作敢为，战局会否提早改观？历史无从假设，但这支万人别动队的经历告诉我们，抗战时期众多隐蔽力量并非一无可为。